中國企業 “一帶一路”避險路徑

發布日期：2015-06-05來源：網絡來源編輯：張瑞晨

[摘要]繼“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絲路基金之后，2015年5月16日國務院發布的一部《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再度成為助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強勁動力。

　　“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重新定義了過去30年改革開放的變化，如今我國新的開放模式正在加速推進，而這一模式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內持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副主任、亞洲開發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對此表示。

　　根據湯敏的預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將以每年15%至20%的速度增長，“十三五”末，我國對外投資額將達到3000億美元左右，是目前的三倍。這一數字將遠超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壯觀的遠景規劃，在中國的企業家們看來，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但目前‘一帶一路’等戰略在執行和落地上的效果并不明顯。中國企業真正‘走出去’，眼下還存在難以掃除的障礙。”企業觀察報記者在采訪中獲知，“一帶一路”戰略制定之初，諸多企業家和經濟學者所擔心的問題，如今已在實際操作中顯現，比如緣于政治、宗教文化、法律、金融體系等幾個主要方面存在的困難與風險，已構成目前中國企業“出海”的藩籬。

　　展望未來，“一帶一路”的實施將對貿易、投資及相關領域的國際規則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說中國企業“走出去”將是一個十年、二十年的過程，那么眼前，政府、企業和經濟學界皆需思考的是，實際的困難與風險之下，中國在保護海外商業利益方面如何構建一個穩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構或解決路徑。

　　民營企業家的困擾

　　政府助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大勢之下，各地方政府正加緊促進國內企業與海外項目對接，而實力雄厚的企業自身也在積極尋找海外項目。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中國企業‘出海’并不如人意，尤其是對我們民營企業而言，多重困難下，成本瓶頸與資金問題首當其沖。”多位民營企業家均這樣向企業觀察報記者反映。

　　在今年2月開行的“義新歐”(義烏—新疆—歐洲)貨運班列上，成本瓶頸已成典型。據了解，這條橫跨歐亞大陸的貨運班列由浙江民營企業運營，是目前開行的8條中歐班列中最長的一條，行程1.3萬余公里，途中穿越7個國家，貫穿新絲綢之路經濟帶。

　　但問題是，這趟中歐班列至今全線虧損，靠各地政府補貼為繼。“中歐班列雖然國內段的運價都一樣，但是境外有明顯的區別。比如經由阿拉山口出境這條線路，每箱每公里是0.66-0.74美元，而走東線滿洲里，價格約為0.39美元。但是在歐洲，波蘭到德國這一段，價格卻高達0.97美元。這樣核算下來，平均一個標箱的運行成本大概需要1萬美元。”一位不愿具名的“義新歐”貨運班列工作人員介紹，再加上貨源不穩，長期單向運輸，列車無法實現市場化盈利。

　　“實際上，不僅是‘義新歐’線，目前開通的其他中歐班列也都面臨這樣的問題。”一位接近富士康的業內人士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2012年，武漢開通首列“漢新歐”(武漢-新疆-歐洲)貨運班列時，并沒有財政補貼。但跑完第一趟，因全線虧損，貨運主力企業富士康便決意離去，導致專列停擺。一年后，武漢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才再次把富士康吸引回來，“漢新歐”得以重新開行。

　　目前武漢市對“漢歐物流公司”組織的集裝箱，按每標箱進行定額補貼，補貼標準不低于重慶、鄭州、西安等地。政府承諾，補貼辦法5年內保持不變，具體補貼金額根據水運市場的價格變化一年一定，直至“漢新歐”完全實現市場化運作。核算下來，相當于政府補貼了超過六成運價。

　　“為了維持班列的價格優勢，所有中歐貨運班列開行都需要政府補貼，這給地方政府帶來極大財政補貼壓力。同時，各地政府爭相補貼，已經成為中歐班列發展的一個亂象。怎樣突破成本瓶頸、實現市場化盈利，成為擺在中歐班列眼前最困難的問題。”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秦尊文表示。

　　“一帶一路”上，除了成本困局，民營企業還被財力不足束縛。“中國企業走出去，首先就面臨投資能力的挑戰。錢從何來?這是很多民營企業很困擾的問題。” 天合光能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高紀凡就曾直言。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此前的測算，2020年前，僅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就高達7300億美元，預計整個基建投資將超過8萬億美元。如此龐大的資金需求和缺口，令一些有志于“出海”的民企老板望而卻步。

　　在高紀凡等一些民企老板看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要在“一帶一路”上走出去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得到資金的大力支持，但目前的情況并不理想。

　　“從國有商業銀行的千億信貸支持，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盡管國家已經建立起了雄厚的金融后盾，但實際上，目前這些金融機構對于一些行業和企業在‘一帶一路’上投資的支持并未落到實處，例如發電企業、裝備制造業等。” 高紀凡坦言。

　　對此，他認為，根源在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更加細致的企業“走出去”融資體制。他解釋，中國已經走了30年的招商引資道路，在“引進來”的時候，企業、銀行、地方政府等各種力量凝聚，形成合力，地方政府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招商引資都是落實到底;但如今國家戰略轉向“走出去”，在與地方政府關系不明顯的情況下，誰來協調“走出去”的融資問題?“我國支持企業走出去，但目前顯然缺乏融資體制上的系統配合。”

　　另一個現實是，過去“走出去”，金融機構支持的更多是一些國有企業和國家間的雙邊項目。未來“走出去”的企業特別是民企數量越來越多，項目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們也呼吁，金融支持能夠向其傾斜。

　　“國家隊”的敏感與尷尬

　　可事實上，現階段，我國大型國企的“出海”也并不如想象般順利。“‘一帶一路’相關的微觀主體很多都是‘國家隊’成員，隨著國有企業加速走出去，潛伏著的國際規則挑戰日益暴露，這其中就包括了所謂的‘競爭中性’問題和出口信貸規則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李巍告訴企業觀察報記者。

　　根據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了解，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并購，特別是當涉及戰略資產時，具有相當的敏感性。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譚浩舉出的這樣一則事例便頗具代表性：

　　今年3月，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新州)舉行的大選中，中國國企對當地電網的潛在并購竟成為選戰的一個焦點。

　　該選舉中，執政的自由黨以電力資產的私有化作為主要競選政綱之一。根據這一方案，政府將對所屬的電網資產加以變現，籌資用于新州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一計劃得到主要商業團體的支持，但受到工黨以及包括電力行業工會在內的工會組織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理由是政府對電力資產的出售會導致電費升高，電力系統不穩定，以及電力行業的大規模裁員。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反對黨和工會團體將矛頭指向了可能對其所屬電網資產進行收購的中國國企——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如此反應源于這樣一個背景，國家電網近年來屢屢對菲律賓、巴西、葡萄牙、意大利、中國香港、澳大利亞等地的電力市場展開大手筆投資。截至2014年底，國網境外資產已達到298億美元(約合1850億人民幣)。此前，國網公司已經購入了位于澳大利亞南澳和昆士蘭州的電力資產。

　　當時該反對黨指責政府與國網公司舉行秘密會談，討論其對新州電網的收購。按照反對黨內一位高級官員的說法，一旦中國國企對該電網收購成功，如果需要，澳大利亞首都的電力供應隨時可能被切斷。盡管事后當事人澄清，并不存在所謂秘密會談;國網公司亦說明其企業國際化原則，即“海外投資是基于公司的技術優勢和戰略目標，具有充分的可行性”等，用以支持它的海外并購決定，但該事件還是在媒體和公眾輿論中引起了一場風波。

　　“‘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們可以預見，世界將迎來中資企業對外投資的新一輪高潮。在這輪‘走出去’的大潮中，中國國有企業，特別是實力雄厚，在能源、交通、電力等戰略性行業舉足輕重的大型央企將會扮演重要角色。但也不難發現，對于中國國企投資的所在國而言，最大的擔心來源于投資背后的非商業因素，特別是當投資涉及到所在國的戰略性領域。大型國有企業‘走出去’，目前還是難以獲得足夠的國際信任。” 譚浩表示。

　　另一面，我國國企還同時面臨著國內信任危機。由于所有人缺位和信息不對稱，國有企業海外資產的有效監管一直是一大難題，這也成為國內主流權威媒體及輿論長期的關注焦點：“我國對110多家央企高達4.68萬億元人民幣的巨額海外資產，基本上沒有進行審計，存在大量監管空白，而這些還不包括地方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金融機構的境外資產。”“在國企海外投資中，利益輸送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參與海外腐敗行為、境外代理衍生斂財等問題頻頻發生。”……盡管我國國有資產監管的相關政府部門已開始行動起來，但目前仍難以擺脫外界的種種猜測與質疑。

　　甚至有觀點指出，即便審計署和紀委監察部門加強對境外國資的專項審計和專項巡視，同時通過將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管理團隊資本捆綁出海的方式，來降低國企海外投資的道德風險，但在實際操作中，依靠審計署和紀委的力量遠遠不夠，因為民營資本和管理團隊資本的投資決定，也有可能受到與國企在其他領域合作的影響。

　　風險規避路徑

　　除了各異的困局，中國企業“走出去”還面臨著共同的風險。“雖然‘一帶一路’上蘊藏著巨大商機，但無可否認，這里也埋伏著同樣巨大的風險，比如沿線政局不穩的國家和地區，政治風險一旦爆發，對于企業和金融機構無異于滅頂之災。”復星集團CEO梁信軍曾表示擔憂。

　　據企業觀察報記者獲悉，我國目前已經成立了旨在減少出海企業經營風險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該公司主要承擔出海企業在國外開設工廠、并購等過程中的政治風險，包括戰爭、政府征收、匯兌、政府違約等。

　　但在多數企業家看來，這雖為境外政治風險提供了保障，但中國企業出海還面臨更多其他類型的風險，比如商業風險、法律風險等。

　　“大部分出去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往往容易盲目，沒有按照國際規則進行國際化運作的培訓、對當地的法律了解不夠從而失控。而這也可以用來解釋前述民企走出去‘融資難’原因——銀行認為其風險不可控而不愿放貸。”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李巍說。

　　也就是說，出海企業必須盡可能深入了解當地情況，如法律、習慣，并熟悉國際上通行的項目操作的流程和規范。“評估具體項目， 可以說是目前國內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最薄弱的一環。”普華永道中國企業融資部主管合伙人黃耀和表示。他對有意出海的民營企業給出的建議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建議企業第一步先選擇國家，把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投資需求程度分類，再考量具體操作層面的內容，包括法律和金融體系以及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效率等;然后按照選擇熟悉行業——組織好跨國投資和經營團隊——認真研究風險，尋找專業的服務團隊——尋找合適的本地伙伴的步驟進行。

　　而對于前述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危機與困境，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譚浩的觀點是，為了證明中國國企的境外投資決定既不是基于政治原因，也不是出于企業決策者的個人私利，國企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基于市場邏輯的理由，即“利用企業在國內市場已有的競爭優勢，通過在海外市場的復制和規模化經營獲得利潤，或是通過進入海外市場獲取新的資源、技術和知識，培育企業新的競爭優勢。”

　　他還提醒，為了在交易之后成功整合并購資產，國企的海外投資并購還特別需要考慮投資所在國除了項目出售方以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立場。這些都要求國企的海外投資決定是真正的市場行為，能夠經受市場的檢視，并且帶來多贏的結局。“中國化工集團2008年對澳洲Qenos公司的收購，便是符合這樣商業邏輯的大型國有企業海外并購成功案例。”

　　“應該說，‘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 ，它們的執行和落地都是一個不少于10年的長期過程，中國企業‘走出去’見成效，無論是政府、企業抑或經濟學界都還需要相當的摸索和經驗累積，實現共同繁榮并不容易。”接受企業觀察報記者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這樣表達他們的想法。

　　在如何最小化中國企業“出海”困難與風險的問題上，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莊樹青則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可以嘗試“國企先行、民企跟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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