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的改革創新，除借助體制改革實現深層次轉變外，機制創新亦是根本。以中國交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簡稱)為例，按照所有制劃分顯然是國有股份制企業，這也只是資本屬性問題。

　　然而，資本屬性不是評判企業發展好壞的標準;只有一個好的機制，才能促進企業發展。我在中國路橋任總經理時，建立了一套嚴密的考核激勵機制;其結果是我的年薪十幾萬，下屬企業負責人能拿到120多萬。 由此，引申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制定國有企業的薪酬標準，具體要定到什么程度?我認為雖不能與外資企業完全持平，但要基本接近，這就叫市場化;否則，最終會導致人才流失、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不論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一定要為國家創造利潤。企業具備盈利能力，才能向社會提供更好的服務。企業創造利潤、解決職工就業，也是在為社會提供服務、對社會做貢獻。況且，企業只有獲得了利潤，才有實力擴大再生產、吸納更多的職工就業，才能進行科研投入、技術創新，進而推動企業的發展、實現社會的進步。

　　現階段，擺在我們面前的關鍵問題是，中小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所面臨的貸款難等諸多問題，政府在政策上應該如何考慮;以及現在出臺的一些支持非國有企業發展的政策，多數都很難落實，對此又該怎樣解決——這些才是大問題。

　　“國有企業過于強勢，逼得中小企業無路可走”，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國有或民營，無論企業所有制形式如何，終歸都是中國經濟的組成部分。國家強大需要所有企業都得到良好發展;要說區別，或許只是小企業做小企業的事，而大企業則做大企業的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管國有企業做強還是做大，都要真正將其定位于市場競爭之主體;在這種前提下繼續推進國企改革。之所以避開企業屬性的問題不談，也正是因為無論何種類型，企業即使做到了世界500強，其中國企業的本來身份不會改變!

　　企業的競爭能力反映了國家的競爭實力;如果企業缺乏足夠的競爭能力，國家勢必無力參與國際競爭。美國、德國之所以強大，更多原因是其本國企業實力強勁。國家稅收、技術創新包括產值，這些無不源自企業;而政府的責任在于公共管理職能，在于維護社會公平競爭、維持公正交易。

　　我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一個崇高的目標;而實現民族復興，中國的企業就必須要具備世界大企業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