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浙江兩省是全國公認的建筑大省，我們江蘇建筑業同行認為浙江應算作建筑強省，江蘇建筑業屬大而不強。蘇浙兩省這么多年來，一直都密切關注對方的發展，特別是江蘇方面，無論是省市建設行政主管部門還是大型企業，多次組團到浙江去學習取經。學習后大家形成共識：我們與浙江的建筑業相比，差距是明顯的：浙江的特級資質企業數量40家(江蘇32家)，全國第一;上市建筑企業13家(江蘇2家)，全國第一;再加上整個“十五”期間浙江建筑業總產值、增加值、利稅總額、實現利潤和產值利稅率五大指標全面超江蘇，都是全國第一，不服不行。江蘇號稱“建筑之鄉”“建筑鐵軍”的搖籃，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與浙江比確實落后了。為什么會落后?江蘇一些“老建筑”百思不得其解，認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浙江人還是給我們打工的，進入九十年代后怎么發展這么快?

　　抓住了四個機遇

　　浙江抓住了上世紀90年代初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機遇，通過改制，企業較快的完成了原始積累。當時浙江建筑企業很多都是“零資產”賣給了個人。這就帶來了注冊資本金不符合資質標準要求，要造成企業資質降級的風險。在向浙江同行就這一問題討教時，他們很輕松的回答：要滿足注冊資本金，重新評估就是。這在現在是絕對行不通的做法，明顯是造成公有資產流失，但當時社會上對改制不甚了解，對零資產、負資產買斷企業不以為然，有的地方甚至為了甩包袱，鼓勵賣企業，所以那時浙江政策是許可的，并且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說改制時一級資質注冊資金3000萬元算成零資產是讓利給企業了，那么改制后企業有了發展的活力和動力，10年上交給國家的稅金達好幾個億，企業的資產增加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國家得益了，企業發展了。而江蘇企業的改制普遍比浙江晚10年以上，等到江蘇建筑企業改制時，不僅所有資產要如實評估，就連自己打拼出來的品牌也要計算無形資產，讓改制后企業花真金白銀買回去，一般特級企業都要花1～2個億。所以在一次浙江企業訪問江蘇，聽到江蘇同行介紹改制過程時，他們認為江蘇企業太不容易了。

　　從統計資料上也可以分析出，整個“九五”期間，盡管從1996年至2000年，江蘇建筑業總產值分別比浙江高177.78億、194.25億、 253.67億、201.70億和155.08億元，但是建筑企業實現利潤卻分別比浙江少2.31億、5.71億、5.65億、11.42億和11.22 億元。這就是說，由于改制工作浙江比江蘇早10年，抓住了機遇，企業不僅掘了第一桶金，而且完成了原始積累。

　　進入新世紀以后，浙江企業抓住上海及一些沿海大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大上的機遇。從事市政施工要添置許多大型設備，這需要資金實力。江蘇企業尚未或剛開始改制，要籌集大量資金顯得捉襟見肘，而這時的浙江企業已經“不差錢”，不僅添了市政設備主攻基礎設施市場，而且就房建領域也提出“用資本換市場”的戰略，實踐證明，浙江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統計資料反映，“十五”之前，江蘇建筑業總產值一直是全國第一，但進入“十五”之后，從2002年開始，浙江在建筑業總產值上超過了江蘇，“十五”平均每年高出江蘇190億左右。在中部、西部包括在江蘇本省，到處都能看到浙江隊伍的身影，有些浙江建企的上市公司，完全就憑財大氣粗，別人墊資幾千萬的項目就覺得承受不了，他們墊一、二個億也只當“小菜一碟”，一路暢通無阻，市場開拓的力度和效果成正比，浙江經營規模前10強的企業，出省產值占其總產值比重平均為74.68%。

　　浙江企業由于改制早，企業經營理念比較新，專業結構調整比較好，所以抓住了上一輪資質申報的機遇。高資質、多資質，讓浙江建企發展如虎添翼，而結構調整早不僅擴大了經營范圍，而且專業企業的效益普遍好于房建施工。江蘇大多數建企在“十五”初期仍然從事傳統的房屋建筑施工，等到市場碰壁碰多了，想到要擴大某專業經營時，資質又成了“瓶頸”，而資質標準不斷調整，對資本金的要求也相應大幅提高，對于沒改制企業或剛改制的企業，剛性的注冊資本金也制約了部分企業對資質的申報，真有點“一步沒跟上，步步慢半拍”的感覺。

　　浙江的建筑業抓住了各級政府支持發展建筑業的機遇。例如：早在九十年代，每年召開的浙江進滬施工企業總結表彰會，分管省長和各市、縣分管領導參加會議，分管省長講話鼓勵，會上公布對各市建筑業發展情況綜合排名，形成你追我趕之勢;省領導把各大銀行的行長帶到上海，接大工程需要資金擔保或出具保函時，省長對建設單位說，你們需要哪家銀行擔保，我就讓哪家銀行擔保，這無疑給建筑企業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而且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信用支持，這點恐怕全國找不出第二個省這樣做;在稅收問題上，浙江省采取的是放水養魚的包稅政策，多數的市都對建筑業采取“培植稅源”的政策，具體做法是“基數承包、一定三年，低幅遞增，先征后返”。到年底之前如果稅務部門稅收任務完成得差不多了，主動提出讓企業過了年再交。而江蘇的稅收抓得不僅緊，而且征收了“重復稅”和“過頭稅”。

　　首先是勞務企業本不應征營業稅(北京及一些兄弟省市都實行總包企業和勞務分包企業使用不同發票的做法：即項目上讓總包企業必須按合同額百分之百繳納營業稅，勞務分包企業結算收入的發票無須納營業稅)但江蘇則總包和勞務分包都得納營業稅，勞務企業反映負擔太重，紛紛從勞務企業退回到小包工頭(小包工頭不是法人，所以不僅營業稅不交，連所得稅也漏掉了)，客觀上造成明明是一個工程卻征了一點幾個工程的稅收，明擺著重復了。

　　其次是全省負預征所得稅的稅率不統一，但有一件事是統一的：都征得高，我們稱之為“過頭稅”，目前建筑施工企業如果純粹從事房建，產值利潤率高的是百分之一點幾，多數企業不到百分之一(中央及北京等大型建筑企業調查房建施工這部分也是如此)。而江蘇省各市最少的企業所得稅是按1.5%預征，外加1%的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征得多的市高達2%—3%，再加上個人所得稅的話，確實讓企業不堪重負。

　　再次是稅務部門之間不溝通不協調，造成項目所在地與企業所在地互不相讓，結果按規定只須一地繳納的稅金，現在變成兩地都得交，后果是企業額外多納稅，不僅嚴重制約企業發展，而且影響在外地市場的開拓。以上稅收的缺憾，逼著施工企業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舉措：紛紛動起了在外地注冊子公司的念頭。如某特級企業有11個獨立法人子公司，現直接注冊在上海的有5個，每年僅這一個特級企業流失掉本應屬于江蘇的稅收就逾幾千萬元。

　　浙江建筑業發展何在潛力

　　由于浙江同行抓住四個機遇，所以從2002～2006五年左右時間，浙江穩坐全國建筑業第一把交椅。江蘇建筑業從各級主管部門到大中型企業都不甘落后，進入新世紀以來，奮起直追。首先是痛下決心狠抓全行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到2005年，95%的企業改革到位，改革極大激發了生產力。報表顯示，到“十一五”特別是從2007年開始，江蘇在多個重要指標上又重新站在了全國第一的位置。

　　從指標上看，蘇、浙二者相比，可謂一波三折，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間，江蘇從領先到落后，再重新領先，但真正分析蘇、浙二者的建筑業優劣勢，這只是現象。如果江蘇不認真研究并加以調整的話，浙江用不了幾年必然會反超江蘇。這里可以跳出數字看浙江建筑業發展的潛力，也正是江蘇不如人之處。

　　政府對建筑業的扶持力度進一步加大。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稅收政策一如既往的優惠以外，浙江地方政府有10個地級市、10個縣(市)相繼出臺扶持建筑業發展意見，對建筑企業在市場開拓、人才引進、技術創新等方面給予了實實在在的扶持，實現了既調動企業創新發展的積極性，又鼓勵企業致富后回報社會服務地方經濟的積極性，做到企業與政府互利雙贏。以諸暨市為例，從2008年以來，每年不僅給予建筑企業比照工業企業在納稅方面獎勵，而且對于企業高等級資質晉升、市場開拓以及工程創優等也給予獎勵，獎金每年高達1300萬元。為了鼓勵一級以上企業發展總部經濟，政府發文在建設用地規劃、運作模式以及建設進度上加以扶持和推動，二年多時間，7個企業建成集辦公、信息化、培訓、建材生產、商務會所、職工公寓于一體的公司總部基地，不僅凸顯了諸暨建筑業的實力和品牌，也同時提升了諸暨的城市形象。

　　在管理體制創新上下足了功夫。江蘇一貫引以為自豪的“一根主線、二根支線”行業管理模式(主線就是從上到下都有專門的建筑行業管理部門，二根支線，一根是市、縣都有管本地市場的建管處，另一根是省、市、縣都有派駐外省管理本省外出隊伍的辦事處)，但經幾輪機構改革，管理體制沒有強化，反而有所削弱。原有的建筑業管理部門進行了撤并，現行的市、縣住建局(建設局)里分管建筑業的局長們也大多是整天圍著市長轉，忙拆遷、忙市政設施建設進度，忙政績工程，根本騰不出較大精力研究和管理建筑行業;而近年來，浙江從省到市、縣卻都先后設立了有職有權管理建筑業的專業部門，江蘇的真經被別人取走了，浙江建筑業能較快發展當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浙江企業在開拓市場中注重“抱團”發展。在全國各主要市場，浙江建筑企業通過自發組織的商會搭建了一個互相溝通合作的平臺，浙江企業在同臺競爭時，在法律法規允許條件下，一般不會窩里斗，采取“抱團”經營的模式。當然，江蘇企業也有合作的，但單打獨斗的多，有些企業在同一個市場五、六年了，相互還不認識。有的市場雖然也仿效浙江和福建成立了商會，但是在商會里各有各的小算盤，形不成統一意見，少數的還有相互拆臺現象，這與抱團形成合力造就發展優勢顯然差別較大。

　　資金實力上的潛力。雖說江蘇企業經過產權制度改革，這幾年有些大企業資金實力也大大增強了，但從整體層面上講，浙江建企有13個上市公司，他們融資要比江蘇容易得多，而在“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時間，盡管各類國家的和地方的項目非常多，但是如果有強大的資金做后盾，浙江企業做BT和BOT項目的機會必然比江蘇更多。

　　當然，也不是說浙江建筑業就不存在發展中的問題，例如：他們長期以來形成的項目承包“一腳踢”模式，在實踐中已暴露出許多弊端，諸如風險過大，權責不對稱等帶來了一些企業大量官司纏身，某特級企業一年要打三、四百場官司;有的企業戰線過長，資金鏈發生問題，甚至到了要找地下錢莊借高利貸的地步。所以浙江建筑業也面臨著不斷創新和深化改革的問題。

　　綜上所述，江蘇建筑業要想保住全國第一的位置，企業要從自身去努力，鞏固和發展產權制度改革以來的成果，繼續保持管理好質量優的傳統，緊扣創業創新創造這一主題，做好轉變發展方式這篇大文章，從本質上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信息化，推進工廠化，走又好又快發展之路。除此以外，政府一定要為企業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這樣才能進一步讓江蘇建筑業在新一輪發展中保持持續健康穩定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