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大國，與之相適應的世界一流大型企業集團呼之欲出。全球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此時對于中國，必然選定中央企業擔當此使命。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從中國央企成長壯大的過程看，基本上是因局部壟斷而大，因中國市場巨大而大，因權力的重組而大，因政策傾斜而大，處于大而不強，量大而質不高的狀態。這種與現代企業成長機理不相符的成長過程，不僅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將會成為中國央企進一步發展壯大的阻礙。

　　中央企業的由來

　　在我國，中央企業是國家功能的補充，眾多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行業，項目風險大、投資回報期長，民間資本薄弱，不便參與，只有靠大資本、高起點、大資源配置完成，重任理所當然地落在政府肩上，由國家作為出資人的中央企業應運而生。

　　中央企業的邊界條件。當前，中央企業的改革發展具有很多邊界條件限制，據范集湘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基本國情條件。中央企業在某種程度上是國家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基本“國綱”在經濟生活中的體現，這可以說是中央企業最特殊的個性。政治上堅持黨的領導、經濟上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實現形式可以多元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央企業公司治理最核心的邊界條件。二是中央企業必須在中國特色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和運行機制下運行。三是中央企業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四是公司治理先進文化艱難的本土化過程，客觀上限制了中央企業公司治理的質量和效率。五是經理人市場缺位，造成了中央企業的人力資源供給嚴重不足。

　　中央企業的使命、責任、定位。作為共和國長子，中央企業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優質企業群體，是執行國家戰略的重要載體，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保證和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競爭的先鋒，是改革發展的穩定器和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肩負著光榮的歷史使命和神圣的歷史責任。因此，中央企業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骨干作用、表率作用，中央企業的企業家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對國家、社會、組織、同事、員工、個人及家庭高度負責的精神對待事業。這是中國特色的中央企業領導者必須堅守的準則，也是很多精神永遠高于物質的有理想、有使命、有追求的中國企業家的抱負。

　　中央企業的先天不足。中央企業除了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外，也存在其先天不足：第一，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最多人擁有的東西，最少人關心”，很容易形成公權私有化，只關注自身或自身小群體利益，而忽視企業利益，造成的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和搭便車現象。第二，大量潛水艇似的人存在，這些人經常處于不吃虧的臨界點，有名有利的時候浮起來，有責任和風險的時候沉下去，更有甚者像啄木鳥似的依附和棲身于企業這顆大樹，讓企業為其提供水分、陽光、食物，稍不如意就會啄傷企業的筋骨。第三，受中國傳統官本位影響，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價值取向往往最終歸依到官場，“人在曹營心在漢”，“人在商場，心在官場”，把做企業作為從政的路徑和臺階，缺少將做企業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價值取向。中央企業領導人任期的客觀實際造成了其永遠是跑接力棒，任何人都只管自己這棒跑得最漂亮，都希望自己春天的花是最美的，大家都只是注重眼前的業績，缺乏經營百年老店的長遠戰略和深謀遠慮。

　　關于中央企業的思考

　　遵循企業發展規律。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無論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都具有企業的一般屬性和本質，如同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都具有人的共性一樣。從根本屬性看，企業本無國企、外企、民企之分。依據企業成長理論，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除了資源層中的關系資源和角色要素之外，企業在利用和優化組合資源、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吸取對企業有用的資本主義精神等方面是相同的。不論什么企業，都是在為他人創造價值的同時得到回報。因此，中國中央企業要向西方先進企業學習，學習其高效率的資源利用、先進的管理制度和融合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經營理念。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市場經濟的發展如同世間萬物之存在，皆有其內在運行的規律。過去我們以革命和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這是違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的，唯有遵循客觀規律的發展才能喚醒中國這頭沉睡已久的東方雄獅。源于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國央企首先要遵守作為跨國大企業所必須遵守的一般的市場準則，按照世界通用的游戲規則規范自身行為，遵守各國法律法規，與世界融為一體。中國央企要像美國黑人一樣徹底地融入主流社會，擔當起企業領袖的角色，切忌像印第安人一樣，雖處于主流社會但又不融入主流社會，只好成為被邊緣化的另類。

　　共贏的產權組合。市場經濟具有三個獨立的要素：第一，參與市場經濟的人都是具有道德的、獨立人格的人;第二，交易主體的產權界定是清晰的;第三，市場經濟中所有的交易都是自愿的。股權、產權的多元化、市場化、資本化是中央企業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正如張文魁先生指出“大力推進以大企業股權結構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業化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是十二五期間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從目前來看，世界大型企業集團治理的關鍵在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世界五百強企業的股東和經營者都是分開的。因此，從治理結構上看，不同所有制企業殊途同歸，核心在于企業家是否具有道德和獨立的人格。最好的情況是，讓市場忘掉或淡化背后的所有制。

　　中央企業的未來走向一定是多種組合方式的混合體。第一，從所有制結構看，可以是國有、民營、外資的組合;第二，從產業鏈上看，可以是處于產業鏈上、中、下游企業的組合;第三，從生態環境看，可以是同一產業內企業股權的合作，變競爭為合作與多贏;第四，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中央企業可以發展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合作，也可以發展與金融、投資銀行、咨詢全方位聯合的以資本為紐帶的合作。

　　產業結構的趨勢。黃淑和先生指出，“十二五期間央企業績考核工作將圍繞‘做強做優央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一目標，著力提升央企價值管理水平，提高資本使用效率;完成國家重點戰略任務，增強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能力;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夯實發展基礎;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安全生產和節能減排，實現安全發展和綠色發展”。

　　圍繞此目標，未來的中國央企必須以資本為紐帶，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從實物資源層面控制和整合與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相關的礦山、油田等資源型大型企業，形成以資本和知識兩種資源為主導的國家創新體系，通過資本和知識精英的結合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研發體系，使其具有硅谷一樣的功能。尤其是在后工業時代，一個企業所擁有的智力資本及其系統化的能力，要比它的物質資產對該企業的成敗更具決定性。價值管理、資本管理、戰略管理可以創新新的產業領域，中央企業關注的應該是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應該是新興經濟和人類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應該是將知識轉化為技術，將技術轉化為工藝，將工藝再轉化為產品的全過程，做到不能引領也至少緊跟世界潮流。

　　企業家的核心作用。如若把企業比作細胞，企業家本人就像細胞核一樣，從中起著核心作用。企業家本人是對企業成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異質型人力資本，在企業成長的幕后無不凝聚著企業家無可置疑的智慧和作用。一個企業只能在企業家的思維空間之內成長，一個企業的成長被其經營者所能達到的思維空間和全體員工的執行能力所限制。企業家的思維、知識和能力，構成企業成長的極限。而中外企業興衰史也告訴人們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企業家是企業興衰的決定性因素。

　　現代微觀經濟學存在四大難題，第一是在市場經濟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的現象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一直存在。戰場、商場上為了知己知彼，上演了諸多驚心動魄的諜戰故事，是否擁有信息的優勢往往是成敗的關鍵。第二是合約的不完整性。經濟的復雜性使我們不可能在一紙合約中對所有要素都界定清楚。合約的不完整為人為的操控留下了巨大空間。第三是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企業到達一定規模之后，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是必然的，所以職業經理人對企業的忠誠和對所有者的負責取決于其忠誠度和道德品質。市場經濟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也是看不見的心在運作。第四，企業到底如何成長。企業的成長和人一樣，健康的人需要達到多項身體指標，但是達到這些指標的成長過程很少有人描述。企業成長過程就是在對企業要素的利用過程中慢慢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是因為以上四大難題在企業運行中給操作者留下了巨大的人為空間，所以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團隊在企業中的作用才顯得非常重要。

　　實踐證明，通過提高人的素質和境界彌補制度的缺陷，是增強企業軟實力最有效的方法。中央企業要保持人才來源的多元化，可通過全球招聘、公開選拔、競爭上崗等方式保持人才隊伍的科學、合理、朝氣蓬勃。同時，要改變過去“懂一些政治的專家治企”的局面，著力培養職業經理人隊伍，建立健全各相關規章制度，為其經營事業創造環境，為其發揮才華提供舞臺。市場規律告訴我們，世界一流企業必須由一流的企業家團隊來管理。因此，如何用開放的胸懷、合理的機制從更寬、更大的視野中遴選企業家，這是中央企業的管理者必須認真考慮的重要課題。未來的中國社會，必將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三足鼎立的社會。從目前來看，當代社會的精英階層摒棄了中國古人倡導的動手動腦的行而論道的行為方式，轉向了形而上的坐而論道。相比之下，我們更期待這樣的社會愿景：政治精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心系黎民蒼生;經濟精英“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堅持自己獨立的人格和信仰;文化精英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耐得住清苦和寂寞，堅持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追求，以難得的冷靜和謙卑捍衛知識分子的尊嚴。

　　堅定中央企業的角色要素。中國的問題由于其獨特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中央企業也不可能復制和重走西方企業之路，完全的自由經濟、絕對的公有制和凱恩斯主義所倡導的絕對的國家干預都是不適合中國的。在自由經濟和國家干預之間一定存在著一個理想的黃金分割點，正如邵寧先生所說，“研究中國的國有企業問題、觀察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態，是需要一種歷史感的。這是一個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目前國有企業的狀態并不是改革的終點，而是下一階段改革的起點。我相信，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中國國有企業還將出現許多新的變化。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國有企業在體制上會與市場經濟進一步融合，競爭性的國有企業會進一步提高國際競爭力，公益性國有企業會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同時，在發展過程中履行好自己的社會責任。”

　　企業自誕生之日起就是合約和道德的產物。和諧社會，經濟的強大更是和文明的進步相輔相成。很多不正常的社會現象都在考驗中國民眾的生存底線和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底線。中央企業要嚴格按照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社會管理總要求，履行好黨賦予中央企業的經濟責任，積極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成功的企業既要經濟實力超群，是樹立自身形象和執行國家戰略的楷模，也要是文明道德的楷模，具備讓人心悅誠服的道德權威。唯有如此，企業才能真正在市場經濟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并贏得全世界的尊重。

　　順應中央企業重組和做優做強的趨勢，中國央企應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同時，對中央企業的輿論報道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正面宣傳，讓中國的民眾真正理解中央企業擔當的角色要素。中國央企是中國經濟的平衡器，抗震救災的主力軍，是中國企業組織金字塔的塔尖，各行各業產業鏈的龍頭，是中國企業的王者之師，因此，中國央企除了要追求經濟效益，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外，還必須承擔好角色要素賦予的責任和使命，做市場經濟有道德的參與者和推動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力量。

　　在人類歷史上，機遇決定人類實踐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取決于人們的行為。中國社會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精英時代，社會自然選擇地會產生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他們都是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才。中國共產黨從物質層面深入到了文化層面的改革和優化，追求靈魂層面信仰的曙光猶如晨曦般開始出現。我們深信，中國中央企業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交換和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將不斷地完善和強大，并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