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決定”進行解讀，而對于從事市場經營的建筑企業來說，莫過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意味著政府將退出絕大部分過去深度參與的事務，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意味著市場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三中全會對建筑業會產生哪些影響?建筑行業會發展哪些變化?

　　影響一：投資主體的改變

　　正如建筑企業體會的，建筑業發展強烈依賴于投資。以2012年全國建筑業產值13.55萬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36.5萬億，粗略計算建筑業產值與投資的比率為37%，在城鎮固定資產的投資中，國有和政府投資預計占35%，民營占65%。

　　市場配置資源，投資來源改變。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將隨著政府深度參與市場回到市場決定性作用，政府投資的項目將減少，政府投資也將逐步降低，我們預計即使投資進一步增長，民營或者采用市場模式的投資所占比例將進一步提高，從65%增長到70%、80%，建筑業的市場成分逐步從“腰身”以下提高到“脖子”以下，非市場的成分可能保留在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等少數領域。

　　市場配置資源，投資理性增加。投資本身的出發點是投資回報、投資安全。理性投資意味著規模逐步平穩，過去年份出現的持續超過20%、最高達35%的投資高額增長逐步成為歷史，建筑業享受高增長的幸福日子成為歷史;

　　市場配置資源，投資考慮綜合成本和投資效益。市場化的投資相比政府的投資，更加關注投資效益，長期以來產業結構無法調整的現實可能會在市場化投資的背景下得到改善，投資將逐步得到優化，逐步轉向有市場需要的行業，投資回到市場、回到客戶將逐步走上正規。長期以來，產能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光伏、氧化鋁、煤礦的投資可能將大幅度得到削減，這些行業的建設需求也將進一步下降。同時，非理性的建設工期也會從長遠成本和質量的角度得到一定糾正，也許未來人們不在乎“十一”通車的剪禮儀式，更在乎完工以后的維保成本。

　　投資體制的改變，豆腐渣工程也將因此而減少。家庭裝修中的豆腐渣工程比較少見，即使有，也是由于房東的外行，而由內行投資的高速公路的豆腐渣工程四處都是，不同的投資體制導致不同的結果。

　　投資方式的改變會不會帶來機遇?會!過去大量的政府投資積累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公共建筑的資產，一些資產是公益性的，如展覽館、演藝中心、圖書館等，也有一些具有相當的經濟價值，如運營的高速公路、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水電站等，這些資產在未來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變革中，還是具有相當的投資價值，值得建筑企業，尤其是資產優質、融資能力強的民營企業關注，君不見李嘉誠在中國、在新加坡、在英國等50多個國家持有大量的可運營、收益穩定的港口、煤氣、電力等基礎設施，法國著名的建筑企業萬喜也持有類似的大量可運營資產，可運營的資產帶來穩定的收益，使萬喜成為世界上最掙錢的建筑企業之一。以投資方式進入運營，建筑企業應該比其他行業的企業步伐更快，與其做BOT的新建，不如在過去大量的存量設施中篩選優質資產和尋找機會。

　　影響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變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意味深長，當我們看到建筑企業為資質的晉升絞盡腦汁，為進入某個市場進行大量備案的時候，我常常想，家里、辦公室裝修的時候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如果是萬科、萬達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如果是杭州灣大橋投資公司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如果是寶鋼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如果是建設部部長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如果是國務院領導我對施工企業關注什么?毫無疑問大家關注的，就是行業需要管理的，就是企業需要努力的。投資者對施工企業最關注的，是企業的實力(人才、資金、經驗、裝備)、企業的信譽、企業的工程報價，政府關注的是企業的稅收、遵紀守法、社會責任等。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新定位會讓資質管理放寬嗎?改革開放30年逐步建立的建筑業市場機制已經把建筑企業放到賽馬機制中，然而在總體的賽馬機制中，依然存在相馬機制的內容，那就是資質管理、國內不同建筑業市場之間的備案制度。我們幸運地看到，“決定”中“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削減資質認定項目”“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育幼養老、建筑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的內容，金融領域可以放開、醫療領域放開，建筑領域完全可能放開，決定明確提到建筑設計的外資準入限制放寬，從國民待遇相同的角度，對內資放寬也是情理之中。設計放開是嘗試，成功的嘗試，會影響到建筑施工行業。目前的企業資質管理與三中全會的精神存在一定的沖突，我國建筑行業市場準入制度有可能學習發達國家的管理模式，即“嚴控個人注冊資質，放開企業資質限制”，政府部門注重工程建設文件的結果管理，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工程建設相關文件必須經政府認可的專業人士或注冊師簽字，同時規定注冊師的權利和義務，而對企業經營從管逐步變為監督，企業完全憑借自身的技術能力、管理水平、信譽來競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許有那么一天，有能力的項目經理再不需要掛靠別人的資質，你相信有那么一天嗎?

　　然而，資質的逐步放開，并非意味著沒有門檻的競爭，資質的力量減弱了，但其他的門檻高了，信譽、管理能力、技術能力、資金能力，與工程生命周期相關的所有服務，都是企業進入這一領域的必備。

　　國內市場的壁壘會消失嗎?在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我們看到中建五局董事長魯貴卿代表關于取消國內不同市場之間備案的提案，得到很多建筑企業的響應。不同市場對建筑企業的認可，與“301”醫院的心電圖報告“304”醫院應該認賬一樣，區域市場壁壘逐步瓦解將成為必然，《決定》“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嚴禁和懲處各類違法實行優惠政策行為，反對地方保護”，對這一問題，可能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在北京能做好央視大廈的企業，在上海也一定有能力做好同樣的辦公樓，在鋼鐵行業能做好廠房的企業，在機械行業也一樣有能力做好廠房。對于區域和行業壁壘的逐步松綁，一方面，將有利于全國統一建筑市場的形成，有志于全國市場的建筑企業成本將更低;另一方面，區域壁壘的瓦解，也成為行業格局向“壟斷競爭”過渡的助推劑，優秀建筑企業的標志就是管理模式的標準化與可復制化，一旦核心能力的積累發生質變，將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向全國進行復制，從而形成細分市場的競爭優勢。

　　影響三：競爭格局的改變

　　強者的競爭還是關系的競爭?雖然體制不同，但是沒有人會否認美國是市場經濟這一點。我們發現美國建筑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企業數量多，有100萬家，同時，頂尖的建筑企業規模大，水平高，能力強，數量也不少，大鯊魚并沒有吃掉小蝦米，相反，中型企業的數量并沒有中國多。

　　中國的建筑業市場大致可以分為國有投資的非完全市場化和民營投資的完全市場化，非市場化常常導致劉志軍“錢袋子”丁書苗式的人物存在，項目攻關可以做到部長、省長一級的大人物，而恰恰離工程市場最近的“王石”“許家印”“王健林”沒人會去攻關，或者拿錢去攻關，他們不需要誰做他的錢袋子，他們要什么?要高質量、要低成本、要縮短建設周、要服務配套，這就是市場化。與投資相對應，建筑業競爭格局從35%“無序競爭”過渡到20%“無序競爭”，直至“完全競爭”，完全競爭意味著強者恒強和捷徑消失，一批依賴市場的企業將逐步強大，成為真正的強者，一些依賴資源、人脈和關系的企業將逐步退化。

　　在新一輪競爭中，占據資源和關系優勢的部分建筑央企實力會逐步減弱甚至衰退，而依賴市場、有核心能力的市場化企業將進一步崛起，成為最具競爭力的中國建筑企業，成為建筑業的“華為”，一批沒有競爭力的中型企業要么被吃掉，要么被市場淘汰，尤其是依靠掛靠聯營的建筑企業。小型建筑企業以其明確的細分市場、區域市場，借助靈活、服務貼心的優勢繼續生存。建筑企業而言，如何在行業“勢”的變化中，“取勢、明道、優術”，將是未來5~10年企業領導者必須慎重思考的 “生死命題”。

　　除了國內建筑企業之間的競爭，外資企業會進來嗎?在設計和咨詢領域我們常見到外資企業的身影，巨大的建筑總包市場鮮見外資總包建筑企業，筆者認為阻礙外資進入的障礙一是資質，二是市場本身的不規范，而并非資金、管理、市場能力、技術等，隨著市場的規范性提高以及 “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行業的競爭格局將帶來新的變數，隨著管制的放松，國際工程公司對我國高端建筑市場的進一步滲透不可避免，同時不排除向下搶奪專業建筑市場份額的可能，如電力、污水處理等。

　　影響四：大型建筑國企的分化

　　大國企的競爭力幾何?中國建筑行業的巨型國企不僅在國內有巨大的影響，在國際建筑行業也舉足輕重，雖然其份量主要還在規模上。“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建筑企業屬于“競爭性國企”，其“婆婆”可能不再是國資委，被監管方式可能逐步過渡到類似新加坡淡馬錫模式。

　　與之相適應的是國企身份將逐步淡化，股權多元化、利潤考核、用人、薪酬考核參照市場標準，董事會對企業的影響逐步增加，而董事會的組成將不再是企業內部人員為主的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將逐步成為職業經理人。

　　對于建筑國企，是好事還是壞事?對于有競爭力的國企或許這樣的改變是好事，他們在失去照顧的同時也會失去層層管制的捆綁，依然能在市場中尋找自己的未來;然而，對于依靠喂奶的企業而言，誰知道會如何?如果出現一個項目數十億的虧損，誰再來埋單?無論競爭力如何，建筑國企要認識到，三中全會的精神是鐵了心了，企業靠市場解決問題，我可以給你松綁，但請你自己到市場中去尋找你的生存空間。

　　影響五：與建筑業相關的其他改革

　　從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諸如城鎮化、稅收制度改革、政府職能改革等，這些改革對建筑企業會產生影響，尤其是城鎮化，雖然在決定中提到的并不多，我們已經看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城鎮化提出了具體的思路，筆者建議，建筑企業的領導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

　　三中全會的60條，能做到位的有多少?對于人口眾多的中國，任何決定的執行難度都很大，朱總理曾經感慨很多政策只達到20%執行，我相信三中全會的決定也會面臨這樣的難度，但是人們要相信“壯士斷腕”可能不是空談，而且任何事情最難做的是頂層設計，對于建筑企業而言，無論是央企還是民企，離頂層都比較遠，離客戶比較近，所以，建筑行業面臨的改革可能是實實在在的。

　　世界無法改變，那我們就改變自己，建筑企業又應該如何應對?回到市場、回到客戶是建筑企業應對未來變化的唯一策略，響應三中全會確定的市場 “決定性作用”。過去10年的日子是美好的，市場給了建筑企業無限的機會——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業務模式不斷創新，資金像抽不完的海水，建筑企業搭上了快速奔馳的列車，即使是粗放的管理、機會主義的心態、不重視質量、不重視客戶服務，在社會管理不規范的大背景下依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間;于是，我們不斷看到掛靠、看到圍標、看到被腐化和雙規的政府領導、看到豆腐渣工程、看到倒塌的塔架、看到國外巨虧的項目，看到出現任何問題都有“黨中央”的關懷，他是我們的“靠山”，也是我們的“保姆”。

　　三中全會對建筑業的影響、對建筑企業的影響，在根本上是讓行業和企業回到市場的本源。或者過去存在撈一把就走的機會，未來也許還會存在這樣的機會，但會越來越少。順行業發展的“勢”，建筑企業管理者當慎思之。對于認認真真、兢兢業業做事的企業是新的機遇，對于投機取巧、心無點墨的企業也許是自我革新的機會，他們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唯有“回到市場，回到客戶”。